《道德经》翻译中的中西思维差异有哪些（道德经 西方）
谭静
(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武汉430079)
摘要：老子的《道德经》历来被视为道家经典。翻译版本已有多种，但准确传达其思想内涵并不容易。本文以阿瑟韦利的译作为文本，选取译文中的例句来考察译文的对等性，进行分析，并从中西思维差异的几个方面指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关键词：《道德经》；阿瑟韦利；思维上的差异
1 简介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表达语言观与本体论观关系的思想家，老子的思想观是中国乃至东方民族思想的凝结。 《道德经》是道家思想的系统阐述，对中华文化影响深远。从上个世纪到本世纪末，西方已经出现了一百多个《道德经》的译本。
英国汉学大师、翻译家韦利翻译的《道德经》被公认为比较权威的英文译本。序言由著名专家王跃川撰写，多次转载。作者仔细阅读了他的译文，体会到译者的辛苦，钦佩他的学识，感谢他为传播中华文化做出的贡献。韦利的翻译总体上保留了《道德经》语言的简洁性和深刻的意义，基本传达了原文所包含的道家思想，但仍存在一些缺陷。究其原因，必须从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出发，分析两种不同思维方式对翻译的影响。
二、《道德经》翻译中思维方式差异的体现
语言与思维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辩证的关系。语言是社会文化的反映，制约着人们的思维，是思维的载体。但同时，思维也影响语言表达。不同国家、民族的语言差异是由于思维方式的差异造成的。
翻译是信息的语际转换过程，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活动，是分享和交流思想的过程。翻译活动之所以能够开展，是因为人类有共同的思维规则，即思维有共性，但思维也有个性。正是这种思维的个性性，导致了各民族语言形式和结构的差异，从而成为民族交流的障碍。也成为翻译过程中的敌人。
从思维上来说，中国哲学的关键是闻道，而西方哲学的关键是求知，这注定在两种语言中有不同的表达形式。 《道德经》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的哲学魅力。大部分文章都是用近乎诗意的语言写成的，有的晦涩难懂，导致理解含糊、含糊。直到今天，一些单词和句子的解释仍然不清楚。这种语言的歧义性也增加了理解的难度。译者不仅要克服两种语言之间思维的差异，还要克服语言内部思维的矛盾和多样性。
《道德经》全书遵循中国传统思维模式。无论是《道德经》还是《道德经》，其构成和句法都体现了东方思维的特点。至于韦利，由于其身份，译文中不可避免地出现西方思维的痕迹，导致与原文的差异。中西思维的突出区别在于，中国传统思维具有形象性、整体性、主体性的特点。相比之下，西方思维的特点是抽象、分析、客观，体现在语言上，是具体的。性与抽象、意义与形式、人与物之间的区别。
2.1 《道德经》及其译本中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区别
中国人喜欢根据事物的外在特征进行联想。思维的顺序不是从具体到抽象，而是从具体到具体。中国人善于以实的形式体现虚的理念，强调动与静的结合、虚与实的结合。这种表达方式给人一种真实、清晰、显而易见的感觉。
西方人非常重视逻辑思维，热衷于建立概念和逻辑系统。英语国家大多使用抽象概念来表达具体事物，更注重抽象能力的运用，表现在经常使用泛指的抽象名词来表达复杂的理性概念。
例一：五种颜色让人眼花缭乱；五声震耳欲聋；五种口味，令人耳目一新。 （第12章）
释义：五色使目迷惑，五声使耳沉闷，五味败坏味觉。
在韦利的翻译中，数字“五”被视为明指，特别指五种颜色、声音和气味。然而，结合我们前面提到的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我们不禁要问，这是实际的参照还是想象的参照？
中国古代坚持阴阳五行学说。许多事物都被赋予了一个五字名称。事实上，他们不超过五个。它们只是想象中的参考，就像三和九一样，并不是指真实的数字。不过，这句话一直被保留下来。所以，五种颜色实际上是多种颜色，五种色调是多种色调，五种味道是多种味道。五更。原文的意思是斑斓的色彩使人眼花缭乱，变幻的声音使人耳聋，丰盛的食物败坏了人的口味。
韦利的直译或许会让读者满脑子都是哪五种颜色、哪五种声音、哪五种味道的疑问。到最后，他们还是会迷茫。抓住这种思维上的差异，其实可以让我们在面对具体的概念词时更加警惕和敏感，不至于不知道自己犯了错误。
例二：接受国家的污秽，称为国家的主人。 （第78章）
翻译：只有接受了这个国家的污垢的人才能成为这个国家的土地圣地的主人。
社稷就是国家，我们都知道它的含义。具体探究其起源，即在中国古代社会，畲指土地神，稷指五谷神。由于土地和粮食是国家的根本，所以社稷常用来代指国家。韦利将标题“lord ofits salt-shrines”翻译为“lord ofits salt-shrines”，这可能不是一个合适的选择。中国人谈论社稷时，都是从整体上看的，而淡化了其土神、五谷神的具体含义。
中国人用具体的形象词来表达抽象的意思。诸如此类的词语在成语中比比皆是，如“起而起”、“纷纷来”等。表达具体形象的名词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被淡化。翻译中要实现功能对等，仍需重点解决其引申义。虽然译文向读者介绍了社、吉的详细含义，但一方面，读者仍然不明白中国传统中的土地神和五谷神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这种含义忽略了原义的外延。仗义，恐怕有点因小失大，不划算，也不讨人喜欢。
当然，偶尔也有例外。
例三：知男守女。 （第28章）
翻译：他既了解男性，又执着于女性
这句话中，男性的意思是强健、强势，女性的意思是弱小、阴柔，而不是指男性和女性在性别上的差异。全句的意思就是要懂得坚强，争取胜利，但要温柔谦虚。这样，道就会像涓涓细流一样流入人体，基本的德性就不会离开。道会积聚在人体中，改变人体。久而久之，道就会流入人体。就会回到婴儿时期无知无欲的天真状态。原文蕴含着浓厚的道家思想和哲理，需要仔细理解。
男性和女性是两个相反的概念。这句话中，他们并不是指具体的男女性别，而是指抽象的性格强弱。与前面提到的中国人的形象思维习惯相反，西方人的抽象思维习惯恰恰相反。所以，这样的古籍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因此，韦利的误译实际上是思维惯性造成的错误。
2.2. 《道德经》及其译本中整体思维与分析思维的区别
东方思维方式的最大特点是整体，而西方思维方式的显着特点是分析。用哲学语言来说，东方合而为一，西方则分为二。中国传统哲学追求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最高境界。老子说，道生一，道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无论是儒家的自然化，还是道家的人化，都把人与自然视为一脉相承的有机整体。这是整体思维方式的体现。而西方人则注重探索万物的本源，认为人与自然永远处于永恒的矛盾与对立之中。笛卡尔明确提出主体与客体对立，以主体与客体作为哲学的主导原则。这是分析思维方式的集中体现。他主张主客体、现象本质的分离与对立，对这个二元世界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正是东方重整体，西方重分析，导致了英汉语言结构的差异。整体思维方式使得中国人强调意义。所谓意义组合，是指不使用语言形式手段的词或从句之间的联系。句子的语法意义和逻辑关系是通过词或从句的意义来表达的。在词语和句子的构成中，词语完全根据逻辑和动作发生的时间来确定。以及子句的顺序。分析性思维方式使英语具有形式化的特点。所谓形式组合，是指利用语言形式手段（如相关词）将句子中的词或从句连接起来，以表达语法意义和逻辑关系。
例4：抓住大象，世界就会运转。 （第35章）
译：持大相者，于天下行其事，可行其事，而无害。
这两句话中，大象所持有的物体和世界是不同的。象是道的形象，指的是道的法则。全句的意思是，谁想掌握道，就必须确定人民和世界的愿望。所有人都会投靠他。前一句的主语是君主，后一句的主语是臣民。虽然不同，但主语都被省略了。从这一点来看，文章短小精悍，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恰恰引起了韦利的误解。
两个句子有两个不同的主语，并且都被省略；这很容易被误解，也很难引起注意。作为一种意义语言，英语常常甚至没有无主语的句子，更不用说这种动作的两个发起者同时缺失的情况了。果然，由于其思维惯性，翻译认为这两句话的动作是同一个人发出的，从而导致了逻辑理解上的偏差。
例5：所以，可能是下去取，也可能是下去取。 （第61章）
翻译：一个人必须在下面才能做到这一点，另一个人在下面，因此会这样做。
从字面形式上看，前半句和后半句只有一个字的差别，比较难理解。 “或下而取”，是大国卑微地汇聚小国； “或下而取”是指小国谦卑自己，被大国接受。仔细分析后，你会发现这两个句子也有两个完全不同的主语。前半句的主语是大国，后半句的主语是小国。这也体现了汉语意义的特点。
这种中西思维上的差异，要求翻译时应明确给出两个子句的不同主语，并添加适当的语言标记，以体现英语意义的明确特征。韦利没有正确理解它，也未能翻译省略的元素。他只是逐字翻译原文，让人感觉难以理解。恐怕外国人看不懂，中国人也很难看懂。
不仅是主语，有时其他句子成分也可能引起误解和歧义。
例六：圣人在世，对世人很仁慈，清净世人的心。 （第49章）
译文：圣人对待世事，好像为世事而惊慌失措，昏昏了头脑。
全句的意思是圣人对待世人，使世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有无为而为之心。他的心是世人的心，而不是翻译中理解的圣人的心。但这里指的是圣人以德、善、信待人，使人感化到顺应自然、无为而无为的道德伦理状态。在这段文字中， 应该是动词，而不是介词。
翻译正是犯了这个错误。在汉语中，代词常常指代句子的前面。这已经成为我们的思维习惯。当我们看到代词时，我们会回头看它前面出现的主语。因此，主体的帽子戴在圣人身上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身上。这种误解和误译往往是极其隐蔽的。此类问题只有深入理解文章后才能发现。因此，对原文的理解必须反复推敲，否则可能成为翻译中难以发现的错误盲角。这样一来，译文读者就会陷入另一个误区，无法准确传达意思。
2.3. 《道德经》中思维的主观性和客观性的区别
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还体现在对天人关系、主客关系的认识上。中国传统的主导地位是天人合一，而西方传统则是天人分离。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认为主体是万物的中心。孟子曰： 万物皆为吾备。他相信，只要认识自己，就能认识自然、认识世界。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人文文化。它从主体的需要和现实出发，主张主体的意图和认识相统一，突出主体的能动性。体现在语言形式上，汉语多用人称代词，即活词作主语，并注重人称代词的表达。
与东方不同，西方文化倾向于区分天与人、主体与客体。早在希腊时代，圣人们就将人类与自然分开，将自我意识与知识对象区分开来。体现在语言形式上，英语常常采用宾语表达方式，即不使用人称代词来描述事物，而是让事物以客观的语气来呈现。
例7：当兵的人是不祥的武器，可能是邪恶的，所以有权这样做的人将不能住在这个地方。 （第31章）
翻译：精良的武器仍然是不祥之物。人们鄙视他们，所以有道的人不依靠他们。
原文中的物指的是人。我反对战争，因为战争毁了人们的生计，让人们痛苦不堪。整句话的意思是战争是不祥的事情，人们讨厌它，所以正义的人不会发动战争。韦利的翻译非常准确。按照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天人合一，物我合一。人永远是主题。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常常从自我描述客观事物，因此经常使用人称代词或隐含人称代词。当翻译成英语时，英语等非人称主语句子使用无生命的主语来表达抽象概念、心理感受和事物名称。然而，谓语经常使用精神动词来表达人类行为。正是由于英语强调宾语代词，汉语强调人称代词，才导致英语中被动语态的大量使用。可以说，这也是思维上的主观性和客观性差异造成的结果。
例八：想要抑制什么，就必须强化它；想要抑制什么，就必须强化它；想要抑制什么，就必须强化它。欲弱则必强；欲弱则必强；欲弱则必强；欲弱则必强。想要摧毁它，就必须强化它。 （第36章）
翻译：到底要收缩的东西，必须先被拉伸；欲弱者，必先强者；欲推翻者，必先立者。
这篇对老子矛盾辩证思想的长篇阐述，充满了哲理。收缩必先扩张，衰必先强，废必先盛，剥夺必先予，万物由盛转衰。这是亘古不变的自然法则。原文没有给出明确的主题，但并不妨碍我们的理解。
在原文中，句型是主动的，但在英译中，主语是物化的，语态相应地变成了被动。语音的变化更好地体现了汉语和英语之间的差异。从功能对等的理论分析来看，原文的功能与译文的功能是等价的。
三、结论
韦利对《道德经》的翻译体现了中西思维方式多方面的差异。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道德经》的原文与译文在思维的形象与逻辑、完整性与分析性、主观性与客观性等方面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差异。
《道德经》作为道教乃至中华文化的经典，博大精深，承载着大量的信息和思想。在当今文化传播的时代，其翻译中体现的思维差异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必须正确把握中西思维的差异，这样才能真正弘扬道家思想和中华文化。
参考
[1] 郭建忠.文化与翻译[M]北京： 中国国际翻译出版公司，2000。
[2]连书能.英汉比较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3]谭在熙.新编奈达论翻译[M].北京：中国国际翻译出版公司，1999。
[4] 王英.中西思维方式比较与翻译[J].河北建筑职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105-106。
[5] 老子.道德经[M].阿瑟沃尔迪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道德经》翻译所体现的不同思维方式
谭静
(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武汉430079)
摘要：《道德经》历来被视为道家哲学的经典著作，其翻译版本也层出不穷，但准确传达其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这些版本中，笔者将在对几个译本实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中西不同思维方式的角度来分析沃利的版本。
关键词：《道德经》；阿瑟韦利；不同的思维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