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标准是信达雅（翻译中的信）

我们做事都有要求，希望达到什么标准。翻译也不例外。那么什么样的翻译才算是好的翻译呢？我们应该设定什么标准作为我们努力的目标？

1980年，张培基等四位学者编着的《汉英翻译教程》出版。作者在翻译标准部分写道：我们主张将翻译标准概括为四个字：“信、通”。所谓忠实，首先是指忠实于原作的内容。忠实还意味着保持原作的风格。所谓流畅，是指翻译语言必须流畅、通俗易懂、符合标准。

1983年，卢瑞昌等五位学者编着的《汉英翻译教程》出版。翻译标准的讨论与第一本书一致。书中写道：我们不妨用“信、顺”两个字来概括我们今天的汉英翻译标准。所谓“忠实”，是指忠实于原文的内容，包括思想、感情、风格等，即在译文中完整、准确地表达原文，不对原文进行增减。尽可能多的文字。所谓“顺”，就是用词正确、得体，行文通顺流畅，符合英语习惯；它避免了生硬的逐字翻译和机械抄袭，让不懂中文的英文读者也能看懂。

这两本书是教育部委托编写的高等学校通用教材。一个是英汉翻译，另一个是汉英翻译。它们已在我国高等院校广泛应用20多年。

我基本上同意两本书对翻译标准的制定，但不同意在保真度的背景下讨论风格。我们不必因为严复提出了诚实、表现、优雅就谈论风格。在谈论翻译标准时，我们不必谈论风格。因为风格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完全翻译原文的风格恐怕是不可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风格根本无法翻译。译者只能尽力而为。译文的风格除了原文的风格外，还必须包括其他因素。而且，翻译不同类型的作品有不同的风格要求。从英文翻译成中文相对容易，但从中文翻译成英文则更加困难。

1999年，我编写了一套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题为《英汉翻译教程》。关于翻译标准，我是这样写的：对于我们这些刚接触翻译的人来说，我觉得可以提出两个要求：（1）忠实；（2）忠实；（3）忠实。 (2)平滑度。 “忠实”主要是指内容……力求准确表达原作者的意思。 “流畅”指的是语言。如果原文流畅易懂，那么译文也应该尽可能流畅易懂。我想真正做到以上两点并不容易。风格是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但可以慢慢讨论，不一定要写在翻译标准中。

十多年前，我对国外译者对翻译标准的看法进行了一些研究，并写了一篇题为《外国译者追求什么样的翻译？》的文章。发表于1992年《汉译》第4期，部分引文介绍如下。

K. J. Maidment 在他翻译的《阁楼小演说家》（Minor Attic Orators，1940）的序言中说：关于翻译本身，我只需说，我的目标一直是既准确又可读，但我充分意识到，往往有两种翻译：他们都没有这么做。

G. P. 古尔德在他翻译的普罗佩修斯挽歌的序言（1990）中说：在这本书中，我主要试图用可靠的拉丁文本和优美准确的英文翻译来传达普罗佩修斯。我们将它介绍给尽可能多的读者：当然首先是古典文学的学者和研究人员，但同样是一般的文学爱好者。 （这个版本是拉丁文和英文版本。）

迈克尔R卡茨和威廉G瓦格纳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该怎么办？》中的作品”英文译本的序言（1989）说：出版这个新译本是为了方便英美读者第一次看到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的完整译本……我们希望这完整的准确易读的翻译将使英美读者不仅能够了解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对人类生活产生的巨大影响，而且能够了解其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从何而来。

罗纳德辛格利在他翻译的《契诃夫全集》（1964）的序言中说：主要目的是为舞台表演提供剧本。翻译一向力求严格准确，但希望避免迂腐。译文绝不会为了忠实于字面意思而刻意使台词读不出来或违背原文的精神。

迈克尔格兰特在他为自己翻译的《西塞罗选集》所作的序言（1960）中说：译者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使译文可读，否则没有人会读，原作者也会读。不予介绍。的目标。今天，如果一个译者使用高度修辞的英语，他的译文就不会流畅，也没有人会读。 ……西塞罗的修辞手段是他语言训练的产物，是他风格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你失去了它，你就失去了人们最欣赏他的一个方面，而且失去还不止于此。正如我之前指出的，如果你保留它，你就会失去其他东西——当代流利的英语。解决这一困境没有任何折衷办法。因此，既然我不准备放弃尽可能接近真正现代英语的努力，我就必须放弃西塞罗的修辞手段。对于读者所遭受的损失，我是非常清楚的。

霍勒斯CP麦格雷戈(Horace C. P. McGregor) 翻译了西塞罗的《论神》。他在《译者注》（1970）中说：每一篇文章都含有妥协的成分。在一种语言中流畅的句子在另一种语言中可能会显得拖沓、繁琐。一个美妙的短语如果按字面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听起来可能并不像它那样。也可能很难找到另一种语言中的单词的对应单词。 ……我的目标是真正的翻译，无论水平有多低，我有一定程度的自由来改变原文的语言形式，但决不会有意识地脱离原作的意义和语气。最重要的是，我试图使西塞罗的英文译本与拉丁原文一样可读。

爱德华G塞登斯蒂克翻译了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他在序言（1976）中指出：阿瑟韦利之前翻译的《源氏物语》是非常自由的。他进行了大胆的删减，又进行了大量的补充和美化。他说：新译本堪称完整译本，但字数比韦利大幅删减的译本还要少。由此可见，无论韦利取得了多么美妙的效果。 ……他的节奏（节奏）与原作完全不同。原作较为活泼简洁，用词简洁，不啰嗦。如果翻译的目标应该是在所有重要方面（包括节奏）模仿原文，那么这里提供的翻译将比韦利的翻译实现更多的目标。

乔治吉希姆(George Gihiam) 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工作，参与诺顿批判版系列的编辑工作。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1989）英译本的序言中写道：我们选择《罪与罚》英译本的标准是这个译本能够准确地用在当代英语中。以与当今英语原作一致的风格准确体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十九世纪俄语原作，没有用现代或维多利亚时代的术语歪曲原作，而且译文本身具有可读性。根据这些原则，我们认为杰西科尔森的翻译似乎是最好的，并与牛津大学出版社协商后重印于此。

从上述引文来看，准确性和可读性是译者追求的共同目标。在其他方面，译者的侧重点各不相同，包括风格、精神、修辞手段、语气、节奏等，有时甚至故意反其道而行之，可见问题的复杂性。

鉴于此，我们不妨一开始就以信、达为目标。你觉得这两点容易做到吗？

庄一专

全国翻译职业资格（水平）考试英语专家委员会顾问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2005 年4 月10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