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脱隐逸什么意思（超脱现实体验）
无论是传统翻译观中译者的被动隐形，还是现代翻译观中译者主体性的显现，实际上都是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适应和选择的结果。
诺曼夏皮罗曾经做过一个经典的比喻：他把翻译视为一块玻璃。站在玻璃前面的人就是读者，他通过这块玻璃欣赏对面（即翻译）的风景。 Glass既可以被视为翻译过程，也可以被视为翻译者的隐喻。诺曼认为，如果玻璃是透明的、没有瑕疵，那么它就是一个成功的理想翻译；如果在玻璃表面上可以看到痕迹，则翻译有缺陷。换句话说，在理想的翻译中，译者应该是隐形的。一旦他出现（即玻璃被划伤），就被视为瑕疵，被视为失败的翻译。
从看不见到出现
一般认为，译者隐形是为了使译文更加透明，即翻译时语言要流畅、自然，翻译时不宜运用自己的写作技巧，而应忠实于措辞和句子。原文的制作，以表达原作者的写作风格特征。
纵观中国翻译史，近百年来，从近代严复的“翻译三难”、“新大雅雅”到傅雷的神似论，再到钱钟书的化变论，这些翻译原则，翻译标准和翻译规范虽然表述方式不同，但无一不透露着忠诚二字。为了在译文中做到忠实对等，译者自然而然地隐藏自己，使译文看起来像目的语的原作。看不到翻译的痕迹，也看不见译者。
20世纪80年代末，西方翻译研究开始发生全面转向。经过近十年的时间，当代翻译研究完成了文化转向。翻译研究者深入探究制约翻译的各种因素。这时，人们逐渐开始关注译者的地位。通过运用当代各种文化理论重新解释翻译过程，译者被从幕后推到了舞台上，为翻译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
韦努蒂在其著作《译者的隐形：翻译史》中提出了归化和异化两个概念。他对流畅透明的归化翻译策略表示强烈反对，认为这种翻译方式实际上是英美文化霸权的主张，是英美文化政治霸权中帝国主义价值观的体现。异化翻译是对归化翻译暴力的一种抵抗。它保留了语言的异化性和文化差异性，使翻译成为一种异质性的话语实践，而不是盲目地认同目的语的主流文化。这种异化翻译方式，对外国文学经典的重构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也有效干预了西方国家的文化霸权。最重要的是，它可以让译者从流畅、透明的归化翻译中脱颖而出。凸显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和价值，使译者的文化地位得到更大程度的认可。
当我们从译者行为的角度审视翻译活动时，我们会发现，要想实现优胜劣汰，译者必须适应当时翻译生态环境中重要而突出的因素，比如准确理解适当衡量翻译的生态环境，合理考虑所有“使用者”（如作者、读者、出版者、资助者、委托者、译审者）等。
格雷格里拉巴萨（Greg Rillabasa）曾在《翻译是一个选择的过程》一文中提到：翻译是一个做出选择的过程，选择技巧取决于译者的本能。这里所说的本能，是指译者利用自己的潜意识和自然能力，主动优化多维度的选择和转化。在这个过程中，译者为了生存、发展和实现自我价值，会对译文进行判断，用最基本的适应和选择的内在能力来适应翻译的整个生态环境，不断追求最佳的融合。适应和选择。这些都是译者自我适应的本能，是译者的潜意识行为。因此，从根本上来说，译者适应的驱动力是译者生存适应与优化选择认知的结合。为了生存、适应和优化自己的选择，译者首先选择翻译适合自己、与自己能力相适应的作品，而不是翻译自己没有把握的作品。
超越隐形和外观
纵观东西方翻译史，我们知道翻译不是简单的语码转换，而是在两种语言和文化背景下涉及多种因素的复杂过程。传统的翻译研究大多局限于两种语言的转换，着眼于如何更好、更忠实地传达原文的信息，希望译者保持隐形。生态翻译学突破了传统翻译研究仅关注语言和文本转换的框架，从更广阔、更立体的层面审视翻译。它认为，翻译是译者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而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和选择。因此，译者必须出现并从这个新的角度来看待翻译。
可见，我们对翻译问题的讨论不能总是局限于传统的翻译研究层面。我们不能武断地批评传统翻译理论中认为译者忠于原文、隐身的观点。只有改变你的观点，你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生态翻译学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如此广阔的新视角，可以揭示翻译行为的本质。因此，无论是传统翻译观中译者的被动隐形，还是现代翻译观中译者主体性的显现，实际上都是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适应和选择的结果。
人类进入21世纪，跨文化交流的语言、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与过去有很大不同。在此背景下，我们的译者和翻译研究者显然有必要尽快调整原来对翻译问题的狭隘和偏见的认识，积极响应国际翻译家联合会的号召，由无形变为有形。摆脱二元思维，站在更广阔的交流平台上，开阔视野，适应以译者为中心的文化全球化等翻译生态环境，优化翻译方法选择，产出具有高度集成性、适应性的译文。选择性程度翻译可以有效促进跨文化交流，促进文化繁荣，提高全民文化素养。
注1：生态翻译：翻译作品的选择是基于原文的固有生态结构，在翻译过程中循环利用原文的固有生态结构，以另一种语言再现它。因此，生态翻译首先注定具有特色。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