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巧性翻译是符号阐释过程吗（技巧性翻译是符号阐释过程嘛）
符号过程涉及三个因素：符号、符号的所指对象和符号的解释者。符号解释是指解释者在解释原来的符号时，在头脑中产生新的符号。象征解释的过程是开放的、无限的。第一个解释器解释完一个符号后，会生成一个新的解释符号。第二解释器可以解释该解释符号并生成新的解释符号。这个过程可以无限地继续下去，创造出一条连续的解释符号链。换句话说，解释过程构成了一个不断产生新意义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翻译可以被视为一个永无止境、不断变化的进化过程（见下文）。此外，根据皮尔士的符号理论，解释过程对于符号的生命至关重要。符号只有通过解释/翻译才能获得意义。当符号无法再被解释/翻译时，它的生命就结束了。从这个角度来看，翻译的目的不是再现原文的意义，而是体现和调动原文作为符号的意义潜力，使其不断获得新的生命。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将翻译视为符号解释过程的概念实际上是有些矛盾的，它对译者提出了两种难以调和的不同要求。如果追根溯源，不难发现，这主要是因为这个符号解释过程有两个不同的侧重点：要么是所指对象，要么是符号的解释。当过程聚焦于所指对象时，一系列翻译动作的目的是逐步实现符号与所指对象之间的对等——对等是解释/翻译过程的终点。戈尔莱将翻译对等分为三种类型：指称对等、意义对等和定性对等。定性对等是指译文具有与原文相同的感官或物理特性，例如相同的长度、段落、韵律结构和/或标点符号选择。就这种翻译对等而言，可以说戈尔莱的符号学翻译理论与传统翻译理论并没有太多本质区别。相反，当过程侧重于解释符号时，重点是翻译等价性。等等如何帮助符号开发的问题（原文）。作为一种解释符号，翻译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原文不断成长。皮尔士说，如果一个符号不能将自己转变为另一个更充分发展的符号，那么它就不是一个符号。同样，一个思想必须在新的、更高层次的翻译中不断地生存和发展，否则它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思想。根据这种进化论，译者应该能够并且愿意破坏他们的“传统”职责，偏离规范，应该通过添加创造性地背叛[原文如此]，通过减少或扭曲来背叛[原文如此]。否则，他们所译出的将是枯燥的直译、毫无生气的抄本。如果翻译只是创造原文的形象，那么它只会使象征解释的过程走向失败，因为它会编织出千篇一律、毫无差异、甚至完全相同的模式。显然，这种以发展为目的的观点与上述以互惠为目的的观点是矛盾的，难以调和的。在书中，这两种观点有时会相互渗透并变得混乱。他们对译者提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要求，译者很可能会感到不知所措。如果说强调对等的观点很容易被译者接受并付诸实践，那么强调发展的观点则很难付诸实践。该书要求译者违反他们的“传统”职责并背叛原文，但它没有给出如何完成这项任务的例子。
这本书很大程度上脱离了翻译实践。值得注意的是，皮尔士将翻译等同于同一语言内的符号解释，忽视了翻译作为跨语言、跨文化的符号解释过程的特征。戈雷在他的书中不时表现出类似的片面性。如前所述，皮尔士的符号解释过程采取线性进展的形式：原始符号[通过解释者的解释]导致第一个解释符号的诞生，第一个解释符号又导致第二个解释符号[通过解释者的解释] ，这又导致了第三个解释符号的诞生，等等。戈雷利用这种解释符号模型直接生成解释符号来描述翻译：原文[通过译者的翻译]导致翻译A的诞生，反过来又导致翻译B的诞生[通过译者的翻译]，而翻译B这就导致了翻译C的诞生，等等。但实际上，译者通常不会翻译先前的译文，除非通过中间语言进行间接翻译。无论之前有多少译本，后来的译者仍然会翻译原文。从实际情况出发，我们不妨这样描述翻译中的符号解释过程：原文符号[原文]导致第一个解释符号[译文A]的诞生；然后，原文符号[已被翻译一次]导致第二个解释性符号的诞生[翻译B]；那么原始文本符号[已被翻译两次]导致第三个解释性符号[翻译C]的诞生，依此类推。另外，还应该考虑到前一个翻译对后一个翻译有或大或小的影响。也就是说，从符号解释的第二幕开始，我们在考虑原文符号时，不仅要考虑原文，还要考虑现有译文在译者解释过程中的作用。
总体而言，戈雷的《符号学与翻译问题》一书有两大优点。首先，综合了与翻译相关的各种语言符号学理论，并将其应用于翻译理论研究。可以说，这是跨学科研究的一次可喜的尝试。其次，它借鉴皮尔斯等人的相关理论，为审视翻译提供了新的视角，将翻译视为一个旨在帮助原文不断获得新活力的进化过程。遗憾的是，由于不注重实际分析，本书的理论讨论有些脱离实际。这是本书的一大弱点，也可以说是翻译研究纯理论研究的通病。
上述三部著作各有特点，都有自己特定的分析原则、解释框架和研究对象。通过对他们的考察，我们可以窥豹一斑，看到当今翻译研究中几个比较有影响力的流派的一些特点，以及它们不同的优势和局限性。当然，西方翻译研究派别众多，研究方法也各不相同。本文主要通过三幅作品呈现的画面难免笼统、片面。不过，我希望这次讨论能够帮助我们加深对西方翻译研究新发展的了解。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不仅致力于将对比语言学和话语语言学应用于翻译研究，而且着力通过翻译研究来检验和丰富这两种语言学派。在这一点上，它与仅使用语言模型作为工具的翻译研究不同。该书表明，如果没有话语基础，比较分析就不可能完整。同样，缺乏比较基础的话语分析也不可能是完整的。翻译为语言比较提供了最适用的研究框架。第二部分探讨美德翻译中出现的文化差异以及译者的不同翻译方法。这部分由四篇论文组成。第一篇文章重点分析了T.S.艾略特《荒原》在不同时代的法文和德文译本。本文旨在构建一个由多个参数组成的模型，用于描述原文中的文化参考以及译者对目标文本中这些文化因素的处理。有六个主要参数： 1. 文化参考的清晰度（从最微妙的文化内涵到明显的文化陈词滥调）； 2.
范围（或者特定于某个地区、某个阶级，或者属于某个国家，或者文化上具有普遍性）； 3、自然（宗教、文学、艺术、体育、生活方式等）； 4、历史维度（文化是指特定的历史时期）； 5.
话语类型； 6. 整合或整合（文化参考与作品整合的程度）。这六个参数为分析不同译者对《荒原》中文化参考的不同翻译提供了一个实用的框架。但文章指出，在研究其他作品的翻译或其他文学/语言/文化之间的翻译时，可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添加新的参数或删除既定的参数。此外，在一种情境中显得重要的参数在另一种情境中可能变得无关紧要。同样，由于文化之间的差异，源文化中最平淡的文化参考可能会成为目标文化中的突出问题。本部分的第二篇论文重点分析了德国译者在翻译杰克伦敦的《荒原的呼唤》时所使用的物质文化词汇的不同翻译方法。文章认为，这种分析可以达到三个不同的目的。首先，对于同一原文，可以发现不同译文之间的关系；其次，它可以揭示译者对原著、原作者和翻译艺术的看法。不过，在笔者看来，这两个目的是文学翻译研究所的共同目的，而不是文化翻译研究所所独有的。只有第三个目的才是真正特殊的，即揭示历代译者对同一文本的不同熟悉程度与原文的社会和自然背景。本文十分注重探讨译者因不熟悉原文文化背景而偏离原文的各种现象。第三篇论文聚焦于政治文化，探讨了在政治审查的影响下，德国译者对欧文的《瑞普凡温克尔》做出的种种改变。这篇文章证明了跨文化研究在这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因为通过将译文与原文进行比较，我们可以比仅仅研究原文更准确地估计审查制度的后果。第四篇论文探讨了德国译者在翻译马克吐温的《田纳西州新闻》时对美国幽默的解读。鉴于德国和美国对幽默的看法存在明显差异，译者有意识地对原文进行了各种修改，添加了一些原文中没有的元素，以期在德国读者中产生类似的幽默效果。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分的论文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侧重于描述模式的构建或者普遍规律的探索。作者仅使用特定文本作为示例来说明描述性模式或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总体而言，戈雷的《符号学与翻译问题》一书有两大优点。首先，综合了与翻译相关的各种语言符号学理论，并将其应用于翻译理论研究。可以说，这是跨学科研究的一次可喜的尝试。其次，它借鉴皮尔斯等人的相关理论，为审视翻译提供了新的视角，将翻译视为一个旨在帮助原文不断获得新活力的进化过程。遗憾的是，由于不注重实际分析，本书的理论讨论有些脱离实际。这是本书的一大弱点，也可以说是翻译研究纯理论研究的通病。
上述三部著作各有特点，都有自己特定的分析原则、解释框架和研究对象。通过对他们的考察，我们可以窥豹一斑，看到当今翻译研究中几个比较有影响力的流派的一些特点，以及它们不同的优势和局限性。当然，西方翻译研究派别众多，研究方法也各不相同。本文主要通过三幅作品呈现的画面难免笼统、片面。不过，我希望这次讨论能够帮助我们加深对西方翻译研究新发展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