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对汉学论著翻译规范的探讨之一是（文摘-对汉学论著翻译规范的探讨之一是什么）

国学全球化是中西文化交流更深层次的体现。关注、介绍甚至翻译世界各地的汉学研究著作，是所有人文学者都无法回避、应该积极参与的事情，只有这样，才能预测学术流向。近年来，随着《世界汉学》、《法国汉学》等海外华人研究专刊的出版，一批走在学术研究前沿的国外研究者用新理论、新方法重新梳理和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成果开始受到相应重视并被系统介绍。通过这座翻译的桥梁，中外学者对中国研究各个问题的讨论取得了质的飞跃。但随着这次交流，汉学论文翻译作为一种不同于以往翻译的新内容，面临着挑战，需要进一步探索。翻译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亟待解决。我认为，问题出在两个方面：第一，汉学论文翻译作品既不是文学艺术作品，也不是科学论文，而是兼具艺术性和科学性。它的翻译要求译者的专业技能和外语水平同样不凡。目前，我们的一些译者往往侧重于一方面，或者知识渊博，但译文晦涩难懂，完全失去了原作的风格；或者他们的文笔流畅却充满遗漏，歪曲了原意，难免让人发笑。其次，由于这项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缺乏经验的积累，尚未形成一定的规范和原则。因而存在翻译作品质量参差不齐、翻译校对等编辑出版流程相对混乱等问题。以下是我在汉学论文翻译作品中看到的一些情况，特别是？ 上悔园左右橘坛朐牡蛎凸脊兜亩斫狻？nbsp;

一。文化修复

溯源是汉学论文翻译中不可忽视的技术问题之一。中国的书籍本身博大精深，文化内涵博大精深。海外学者引用如随意，典故难觅。他们的解释或理解有时新颖，有时似是而非，因此翻译起来比较困难。因此，文化方面，包括中文人名、中文史料、历史背景的恢复，就成为首要问题。

恢复中文人名。例如，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国学丛书马克斯韦伯所著的《儒道》一书中，在描述汉代儒家学者反对司马迁重商主义思想时，将反对者彭彪译为彭彪。 （第193页，注2），但其实这个人应该是班彪。

又《从理学到普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迁的面貌》（艾尔曼着，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第218页，下首行：楚Tongshu（音译，Ch'u Tung -Tsu）《Local Government in Qing Dynasty China》，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3。这里，Ch'u Tung-Tsu 被误译为Chu Tongshu。其实应该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历史学专家、《中国法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47）的作者瞿同祖老师。

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特的《草原帝国》（1998）第172页有这样一句话：科顿虽然还保留着这些野蛮的生活习俗，但她对中国的大臣却非常信任。韩延徽，后者使契丹人民开始走向文明。文中，柯敦指的是辽国萧皇后，所以中臣应该是韩彦惠。我想知道韩彦惠的译名的历史来源是什么？

又如《Cit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原文第765页，注9，Village andtown life in China（《中国的城乡生活》），作者：Y.K.Leong和L.K.Tao。原作者这里显然是一个中文名字的缩写，译者只将其译为Y.K.Leong（郎）。作为本书的编辑之一，作者首先找到了《中国城乡生活》英文版。作者的全名是陶立功和梁玉高。读完这本书的“序言”，我得知他们都是在英国伦敦大学学习的中国学者。本书从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生活。该书出版后，陶理恭回国任教，梁玉高则留在英国。现在陶理恭已经回国了，他应该在《社会科学辞典》中占有一席之地。果然，陶力公是中国社会科学家、北京大学著名社会人类学教授陶孟和（陶一行，1888-1960）原名的音译。想要找到梁玉高就更难了，因为他一直生活在国外，国内大概没有专门的文章介绍他。无奈，我还是以道为线索，终于在多卷本词典《北大人》中找到了《中国城乡生活》的另一位作者梁玉高的中文名字。

何兆武、何冰老师译的迪巴里的《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第41页也有类似的情况。文中注：参见《中》，君芳芬明笔与禅宗》，载《元朝思想：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思想与宗教》，陈学林、狄巴里编（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82）。此处未译的中峰明笔，应为元代禅师的明本（中峰），故英文写为中峰明本。相关资料可参考《中峰禅师游记》及元古天目山光慧和尚》、《天目中峰光录》。（见《七煞藏》卷589-591；或见《天目明本禅师杂记》三卷、《无量藏经》2-27） -4，商务印书馆，民国初期。）

就像恢复个人姓名一样，中文图书、杂志名称的恢复也需要仔细核实。例如，《Cit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的中文译者将《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译为《京华中国研究》。查遍所有资料都没有找到，我以其中一篇论文为线索，查出该期刊应该是《清华大学学报》。

减少材料。刘东先生译的《蒙古入侵前夕的中国日常生活》第89页有一篇文章（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在古代，上层社会有一种流行的习俗。每10天洗一次澡，还有“老鼠”。 “日”也可以作为官员休息、忽视政治事务的借口。 ……汉语中的沐浴一词也有“十日期”的意思。 “第一个沐浴日”、“中间沐浴日”和“最后一个沐浴日”分别指每月的前十天和上半月。中后期。 （译者注：这个词的中文来源不明，是直译，留给方家指导原文）这里的典故可以在《集学集》和《唐会要》卷82中找到“休”，尤其是明代杨慎的《红铅》，见于《总录》卷三《年表三寰》：唐代官员每十天休息一次，沐浴一次，洗澡称为洗，所以一个月有三浣。后来，上圜、中圜、下圜被称为每月的早、中、晚。像刘东先生这样的知名学者在翻译中仍然存在这种束之高阁的情况，可见还原历史事实是多么困难。

又如《Cities in the Late Chinese Empire》，译为“初步地址”，但审译时未找到出处。不过，根据文意，应该是序言的同义字，即树头：僧侣和僧人在礼拜、忏悔时所烧的祈福信息，上面有主人的名字和礼拜、忏悔的原因。写在上面。 （见《词源》第2130页；《汉语词典》第八卷第508页）将“疏”的意思改为“疏头”更符合本义，也更准确。

同样在本书第724页注释4中，“清代文献通考”和“清代通典”分别简称为“通考”和“通典”。这实际上混淆了四本书，按照历史标准应简称为《清通考》和《清通典》，以免误导读者。

在《法国汉学》第四卷的评论中，有这样的翻译：除了上面引用的《隋书经记志》中描述的道教仪式之外，还有一个以不确定的音记录的不确定音，一位道士声称，但古代鲁国传说中的情况可能并非如此。 （略）尽管隋史家记录了这种不太可能的道家说法，（略）很难证实隋代编年史……《隋书》是唐代史家编撰的。地方宜改为隋史编修者或唐史家。类似的例子还有侯旭东的《第——号《佛教征服中国》汉译杂论》（发表于《中国读书报》）：如《后汉志》原书第19页，后汉四世纪的历史，记载公元四世纪后汉历史的《后汉记》中的“汉译”（第29页）是荒谬的。据《后汉书》（译文误写为“纪”）记载，为东晋人袁弘所著。成书于公元四世纪，后汉灭亡于公元三世纪初。汉译应该是《后汉纪事》，写于公元——世纪，是关于后汉的。历史记载有——条。这种还原史料的常识性错误，在翻译中应该绝对杜绝。

恢复背景文化的难度应该比前两者要高。因为对背景知识的准确掌握，不仅包括对历史事实的准确理解，还需要文化感，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和理解并运用自如的能力。它不仅仅是一个词或一段话，更应该将文化内涵融入到写作中。只有这样，译文才能达到文体的忠实和流畅。例如，“Cities in the Late Chinese Empire”的原句是Within, the main Palaces were arrayed on a non-south axis.原译是（紫禁城）The Major Palaces are arrayed on a non-south axis.这很容易导致分歧。其实，原作者并不是想强调宫殿的南北对称，或者说明所有的宫殿都是南北排列的。因此，更明显的是，翻译为“重要”的宫殿位于南北中轴线上。把同一本书翻译成儒家论者并没有错，但清夷二字可能更符合传统，也更文雅。又比如，把南方的下级管理人员称为老师。 《孟氏》的翻译不如《食夜》准确。

袁晓义译的法国人马丁莫内斯提尔着（丽江出版社，1999年）第340页和第341页两幅插图下的注释分别是西方军事代表对“义和团”的处决军队。拳击冠军的斩首和斩首（中国，1901年）。这里的Boxer不应直译为义和团，而是专指义和团一词，是1900年左右中国民间反侵略组织义和团运动的前身。

《欧洲中国古典文学名家十年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第122页注72 参见L.S.的两篇文章杨.收录于《汉学游览》（Excursion in Chineseology）。 LS杨就是杨连胜。 1“出游”一词本身有远行的意思，但用在中文书籍、文章的名称中时，应解释为短文，也可引申为表达中国特有的文体、策略等。例如，苏东坡的《赤壁赋》被英国著名汉学家贾尔斯翻译为《红墙下的游览》，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李星存则将其翻译为《焦崖游览》，两者都使用游览。表示禀赋一词。因此，杨连胜的《Excursion in Chineseology》可能译为《汉学三才》更为恰当。

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分别于1995年和1997年由不同译者翻译了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的著作《儒道》。仅从两本书中部分章节标题的翻译差异，就可以想象它们的内容有很大不同。第五章第四节，江苏版译为儒家教育在社会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商业版翻译为儒家教育在社会学教育中的地位类型。两本书中提到的概念绝对不属于同一学科类别。又如第六章第十二节。前者译为早期儒家的兴奋；后者译为早期儒家的兴奋。后者是早期儒家的悲剧。孰是孰非难以分清，让人哭笑不得。

当然，如果你仔细阅读翻译的内容，它们之间还是有区别的。正如江苏版翻译为：同样，一个人能否像非士阶层一样在祠堂里享受牌位，也取决于他的官衔。就连城隍在众神中的地位，也取决于城官的级别。 （第138页）；商务版翻译：恰恰相反：一个人的官职身份决定了他能否有祠堂（没读过书的人只有一块牌位），以及祠堂里能供养多少个祖先。就连万神殿中城隍的等级，也取决于该城上级官员的官衔。

又如，江苏版译为：宋朝的常备军除了“近卫军”外，还有地方军和民兵组成的两种编队。然而，一旦融合，他们就崩溃了。 （第92 页）；商务版翻译：宋朝统治时期，除了合并衰落的地方军（湘军）和民兵（乡军）外，还有作为常备军的‘禁军’ 。 （第129 页）

此外，江苏版翻译为：王安石于1086年去世后被册封为圣人，受到人们的崇拜。然而到了12世纪，他的崇拜和圣人的称号都被取消了。 （第93 页）；商业版翻译：他去世（1086年）后的称号和纪念安排在12世纪被取消。 （第131 页）

如果把城隍翻译为城隍，禁军翻译为卫士，地方军和民兵，并不是专指中国传统文学中的湘军和乡兵，如果从从写作的角度来看，那么王安石就被说成是圣人，非常乖张。文化的内容既博大精深，恢复它并不容易，需要深厚的知识和深思熟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