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悦然翻译作品（汉学家、诺奖评委马悦然辞世,享年95岁）

我在《文汇报笔会》（20121022）上看到马悦然的一篇长文，长标题叫《20年代的中国诗歌与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俳句》。这是他今年10月在上海的演讲实录。他的文章和演讲很少见，我就赶紧读起来。讨论的问题非常具体。我们来说说小诗吧，小到一行、两行、三行。他首先介绍了他们国家伟大的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然后谈到了20年代中国的短诗，其中包括郭绍玉的一首四行诗，以及当时的一大批诗人，如于平伯的诗、朱自清、梁宗岱、冰心等

马悦然从日语俳句开始说，日本俳句通常有十七个音节，排成三行，格式为5-7-5。他谈到了日本俳句大师芭蕉最著名的俳句翻译，并表示中国有两种翻译：一种译为“古池冷寂无声，忽闻蛙声”。跳进水里。”他不能说，因为寒冷是沉默的、平静的。 “忽闻”是原诗中没有的，是多余的；一是译为“古池塘”，有青蛙跳进去，有水声响起，这样比较好，但是押韵，日本俳句不允许押韵。他读得那么仔细。更让我震惊的是，他注意到了这群青年诗人、诗坛先驱的小诗。这些小诗大多已被遗忘，没有被研究者注意到。但他列出了这些诗人的次要诗歌成就及其外部影响。更令我感动的是，他引用了四川的杨吉甫（1904-1962）和台湾的杨华（1906-1936）。他们都遭受贫困、疾病和监禁，早逝，名字不为世人所知。但马悦然注意到了，并大胆肯定了他们的诗。马悦然说：五四运动初期是小诗的黄金时代。 ……五四运动时期与20世纪40年代的瑞典文学有一些相似之处：对传统文学的否定。

马悦然这样认真学习，对小诗作者的成就给予充分肯定。我只记得当时周作人是这样做的。周作人1923年编着的《我自己的花园》中就有《论小诗》一文。真巧，这也是一场演讲。周作人在那篇文章中还大量引用，谈论古今中外的小诗。他讨论的广度和深度似乎比马悦然的文章还要更大。他说，所谓小诗，是指当今流行的一至四行的新诗。周作人和马悦然选择介绍的中国诗人大体相同。周作人引用冰心的诗：父亲，出来坐明月，我想听你说你的海。那太棒了。他论述于平伯的《南宋六陵》：牛郎花满山黄，无冬青树，红杜鹃染血。他说，这才是真正的乐府精神，不是俳句的味道。这识别能力可以说是非同凡响。周作人的这篇文章还是值得再读一遍的。

顺便说一句，因为有趣，就成了马悦然和周作人两位评论家的比较。这不是本文的目的。我想说的是，说起马悦然，似乎就离不开诺贝尔奖。事实上，他是一位极其有成就的学者和翻译家，他总是默默地做着自己的学问。我非常重视本文之前的编者注。公布的数字非常惊人：2005年至2007年翻译成瑞典语的文学作品中，74%是从英语翻译的，3.6%是从法语翻译的。然而，亚洲和非洲国家翻译成瑞典语的文学作品总数却占74%。占比不到1%。这是非常不公平和不相称的。公平地说，我们需要加强翻译。但马悦然也有烦恼。他说：我一出版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译本，就会有人说：‘哦，你看，这位作家今年可能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这让译者很不舒服。

恰巧汉语言文学是马悦然的专业，也是对应的；他很习惯中国的生活，来来往往。公元前78年，他在翻译山西作家的作品时，来到山西太原。和他一起参加了一次作家聚会，我也在场。我觉得他很随和，能适应中国的生活。吃饭的时候，我看到他吃红烧肉的热情很高。他并不像我们这里那样害怕肥肉或胆固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