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兴勇翻译家（吴兴华译神曲）

吴兴华翻译的《黄昏》等诗歌，可以说第一次把西方现代诗歌深沉、严肃、高贵的精神带入了中国。这些诗一扫中国新文学语言中弥漫的抒情气息，引入了真正的“异质性”。所以我说吴兴华与里尔克诗歌的相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就重要性而言，吴兴华译的《里尔克诗选》大于赵洛瑞译的《荒原》。

中国近代有影响的新诗诗人往往同时也是翻译家，如徐志摩、郭沫若、戴望舒、卞之琳、冯至、穆旦等，他们的翻译作品总是反映他们的文学艺术志向、兴趣和视野。一定程度上。 《吴兴华全集》中的《吴兴华文集》和《亨利四世》两卷，让我们有机会一睹吴兴华翻译作品的全貌。同时，我们也了解了诗人的文学艺术抱负、兴趣和愿景。有更深入的了解。从现有材料出发，我们尝试将吴兴华的翻译实践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1940年左右的《西方文学》杂志为中心；第二阶段以1940年左右的《西方文学》杂志为中心。第二阶段从1944年12月开始，以《里尔克诗选》的出版为标志；第三阶段，1949年以后，以“亨利四世”为代表。 1940年，宋奇（提芬）任主席的《西方文学》杂志创刊。该杂志于次年出版第七期后停刊。从内容选择上看，这是当时视野最开阔、品味最纯粹的翻译杂志。主要译者有宋琪、张志廉、吴兴华、徐成斌等。吴兴华的投稿贯穿了杂志的始终。就翻译而言，既包括诗歌（斯科特、托马斯摩尔、拜伦、济慈、雪莱、叶芝），也包括散文（E.V.卢卡斯、恰佩克）、小说（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恰佩克）。从诗歌的角度来看，很难说这些选择体现了吴兴华的目的。事实上，吴兴华与其他翻译家一起翻译了拜伦、济慈、雪莱等浪漫主义诗人的诗歌。这可能反映了编辑的意愿而不是译者的偏好。 E.V.卢卡斯和恰佩克清前的草图很符合吴兴华此时的品味（见他给宋奇的信）。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吴兴华认真研究了乔伊斯的作品《尤利西斯》和被誉为“天书”的《芬尼根守灵夜》，证明了他广阔的文学艺术视野。他对《欧提罗斯插曲三诗》的翻译颇有技巧。第二节模仿各家作家的文笔，专门翻译了两段文言文。后期，他翻译了《富兰克林散文选》，还翻译了文言谕旨。处理—— 当然，文言水平已经大大提高了。此外，还有一些译文发表在其他杂志上，例如E.V.的几篇文章。卢卡斯的作品、梅特林克戏剧的节选以及康拉德艾肯的诗歌，这些作品也在这个阶段被翻译。客观地讲，这一时期吴兴华的翻译特色并不明显。他们大概和宋奇、张志廉、徐成斌处于同一水平，顶多是流利。我们不妨说，这个阶段正是吴兴华译的《Lehrjahre》（Lehrjahre）。这里有两个翻译不太可靠的例子。在E.V. 的文章《论寻找事物》中卢卡斯，有一段讲的是有人恶作剧，把硬币钉在地板上，看看谁会上当，然后把它们捡起来。吴兴华的翻译是“一个混蛋把一个坏人钉在了地板上”。在原文中，这笔钱是一种糟糕但合理的主权。 bad这里译为“坏的”，有点仓促了。这个坏的应该是“假货”的意思。 《英汉词典》中“坏”的第20个意思有“坏钱”的例子。 plausible 的意思是“看似真实”。因此，一个糟糕但合理的主权货币是一枚看起来很真实的假金镑硬币。 1942年1月13日，吴兴华在写给宋奇的信中盛赞康拉德艾肯的诗《在空中花园》。不过，吴兴华自己翻译的《而在高空花园》似乎并不出彩。首先，标题中的“hanging Garden”一词被翻译为“空中花园”，让人一头雾水。如果我写“空中花园”，大家可能就明白了。诗中，公主身边有一个人物，钻石无赖。吴兴华一直把他翻译为“钻石的骗子”。我想没有人只看中文就能明白“钻石无赖”是什么意思。事实上，当母语为英语的读者看到钻石无赖时，他们的第一反应肯定是扑克牌中的“Jack of Diamonds”（或“Jack of Diamonds”）。扑克牌中的杰克身穿铠甲，头戴王冠，手持宝剑。

在我看来，艾肯的古诗很可能是受到了拉斐尔前派画家的古代绘画的启发。其中“钻石的骗子”的翻译就足够了，加上“钻石”只会增加混乱。 2、吴兴华与里尔克诗歌的相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感谢新发布的吴兴华写给宋琪的信，我们终于了解了吴兴华在里尔克作品中的心路历程。 1942年3月23日，吴兴华告诉宋琪，“我最近看了里尔克”。 1942年5月15日的信中写道：“我最近不得不使用中德学会的图书馆学习德语，我在里面找到了里尔克的全集，我高兴得难以形容。他一直对我来说，德国诗人（唯一的一位）。那个德国诗人——（引文注），我对他的喜爱远胜于歌德和海涅。同时，我确信我在他后来的魔幻诗中窥见了一些秘密。我也尝试将其中的一些转移到自己的诗中，但结果达不到，我很满意。但读他的诗无疑是我诗歌教育中难忘的一个阶段。这个忏悔非常重要。我认为这不仅对于理解吴兴华的诗歌和翻译很重要，而且对于把握中国现代文学的走向也很重要。这也是相当关键的。 1942年6月29日，吴兴华在给宋奇的信中指出：“冯至对里尔克诗歌的翻译并不能充分代表里尔克。”这是一个惊天动地却极其准确的判断。事实上，如果我们读臧迪主编的《里尔克诗选》（1996），读完冯至翻译的诗歌，再读吴兴华翻译的部分，我们几乎会觉得这是两个人写的。应该承认，冯至的选择和翻译使里尔克浪漫化、轻松化了。吴兴华则正确地认识到“他的诗歌最大的特点是‘沉思’”（1942年5月15日致宋琪的信）。无论细节是否经得起推敲，文字是否应该精炼，吴兴华的《里尔克诗选》至少翻译出了里尔克的深度和分量。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吴兴华把里尔克诗歌中宗教的一面表现了出来。吴兴华翻译的《黄昏》等诗歌，可以说第一次把西方现代诗歌深沉、严肃、高贵的精神带入了中国。这些诗一扫中国新文学语言中弥漫的抒情气息，引入了真正的“异质性”。所以我说吴兴华与里尔克诗歌的相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就重要性而言，吴兴华译的《里尔克诗选》大于赵洛瑞译的《荒原》。 3、1949年后，吴兴华的外国文学翻译研究活动转向更加“安全”的经典作品。代表作当然是1957年出版的莎士比亚戏剧《亨利四世》的译本。此外，还有卡斯特尔维泰洛的《亚里士多德诗学阐释（缩译）》、瓦萨里的《列奥纳多达芬奇》、休谟的《论品味》和《富兰克林散文选》等零篇文章。这些翻译更加准确，语言变得更加简单，选词、造句的个人特色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事实上，1949年以后，整个中国文学界和翻译界经历了一个普遍的“规范化”过程。这个“标准化”的过程从时间上来说既是偶然，也是必然。我说“偶然”是因为1949年这个时间点有些随意；我说“必然”，是因为白话文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经过多次矛盾的探索，已经变得相当灵活、包容、富有表现力的汉语产生了一种内在的需要，给自己加上一个“规范”。 1949年以后，中国的文学翻译和学术翻译都经历了一个提高准确性、语言简单化、词汇和句子失去个人特色的过程。吴兴华个人翻译观的转变是这个时代大势的一个缩影。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转向更“安全”的经典是最后的手段。但我想强调的是，吴兴华翻译莎士比亚比查良正翻译浪漫主义诗人或卞之琳翻译莎士比亚更符合逻辑。

查良正一路走过了艾略特、奥登，翻译了拜伦、济慈、雪莱，就是半途而废。但吴兴华，就精神气质而言，却偏向古典主义。如果你在花园里停留一段时间，你最终会通向古典的广阔世界。在我看来，吴兴华的精神历程与T.S.所建议的道路有些接近。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艾略特说得好：“艺术家的进步就是不断的自我牺牲，不断的人格消亡。”吴兴华将自己融入经典，同时又再现了经典。 1951年8月4日，吴兴华在给宋奇的信中提到：“我们现在正在‘复习’过去的一些旧译本，我们正在扮演莎士比亚。当我看到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歌剧受到人们的称赞时，很多，朱老师就是其中之一。青年学生有这样的毅力，真是令人钦佩……我想，如果给我们时间，我们一定能比他翻译得更好，至少字会清晰得多。”这听上去有些“异想天开”，但事实证明，吴兴华译的《亨利四世》确实比朱生豪译的《亨利四世》要好。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莎士比亚全集》中，吴兴华编辑了朱生豪的几部译作，如《哈姆雷特》、《亨利四世》等。但我怀疑吴兴华在上学的时候可能并没有付出很大的努力。这只是一个小例子。在《亨利四世第一部》第二幕第一场开始时，波特B抱怨马匹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在朱生豪译、吴兴华派出版的版本中，波特B这样说：“这里的豌豆、蚕豆都湿了，都烂了，可怜的马吃了这种东西怎么能不生疮呢？”但在吴兴华自己的翻译中，这句话是：“给马的豆料这么湿，它一定会吃下去，马上就会有虫子。”后半句的原文是：这就是下一个给穷玉机器人的方式。这里的机器人指的是马的肠道寄生虫，学名是马胃肠炎。朱生豪译为“酸痛”，没有道理。我不知道为什么。吴兴华知道这是错误的，但没有改正。吴兴华翻译的《亨利四世》语言特别流畅、自然。在《亨利四世第一部》第四幕第二场中，福斯塔夫有一段著名的长篇独白，说他的士兵都是没用的。我们看一下吴兴华的翻译：我手下的这些士兵不杀我就杀了我，我好尴尬，我他妈就是一条嫉妒鱼。国王征召年轻人的法令对我来说完全是浪费。我从一百五十名士兵中减掉了三百多磅。我不抓其他人，只抓那些出身好的富农子弟。我只想知道哪些单身汉已经订婚，并且已经在教堂宣布过两次了。这群懒惰的奴隶听到战鼓比听到魔鬼更害怕；当他们听到猎枪的声音时，他们就像受伤的野鸡和野鸭一样害怕。我所见到的只是这些吃面包和黄油的人，他们的勇气就像针尖一样大胆。最后还得花钱收买……其实这些家伙根本就不是军人，都是不老实的人开发出来的。仆人、弟弟的小儿子、离家出走的酒保、没有生意的新郎；这种盗贼会长期出现在没有武器的和平世界里，看起来比一面破旧打补丁的军旗难看十倍。 ……哼，这群混蛋走路都是叉着腿的，就像戴着脚镣一样；事实上，我确实让他们中的许多人出狱了。我的整个军队只有一件半衬衫；一半是由两张桌布缝在一起制成的，像传令官的无袖制服一样挂在肩膀上。说实话，整件东西是从圣奥宾的酒馆老板那里偷来的，或者是从达文特里的红鼻子旅店老板那里偷来的。但这并不重要。无论如何，他们都在找衣服，而且栅栏上还有很多衣服。让我们将其与莎士比亚戏剧流行翻译中的同一段进行比较：如果我不为我的团队感到羞耻，我将是一条腌鲷鱼。我滥用了国王的征兵令，用一百五十名壮士换取了三百多镑现金。我盲目地招收良家子弟和小地主子弟。

我专门寻找已订婚并已发布两次结婚公告的人士。他们宁愿听魔鬼的嚎叫，也不愿听鼓的敲响。一听到步枪的声音，他们就像中弹的鸟儿或受伤的鸭子一样颤抖。我专门招募那些从小吃黄油面包长大、心比别针还小的人。他们别无选择，只能交钱以避免服兵役……这些人从来都不是军人，而是因不诚实而被解雇的仆人。非大哥的儿子、和老板打架的调酒师、找不到工作的新郎，总之就是阻碍和平世界长久和平的蛀虫，比一个人还要卑鄙十倍。破烂的旗帜……这些家伙走路时双脚分开，仿佛戴着脚镣。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我一个人把他们从监狱里放出来的。我俩人的衬衫加起来还不到一件半。一半系着两片，挂在肩上，仿佛是旗官的无袖大衣；这件衬衫是从圣奥尔本的店主或达文特里的红鼻子酒馆老板那里偷来的。但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可以在每一道栅栏上找到衬衫。 （孙法利译，译林出版社，《莎士比亚全集（增补版）》，1998）不得不说，这真是一个“残酷的对比”。除了将“caliver”翻译为“shotgun”稍显欠考虑外，吴兴华的翻译几乎每句话都比几十年后的翻译更准确、更简洁、更生动。其中，反抗的tapsters，后来翻译者将其翻译为“与老板战斗的调酒师”。似乎一看到叛逆，脑海中就浮现出“叛逆”的形象。其实，叛逆就是“逃跑”的意思。吴兴华的台词，“如果太平的世界长期不使用武器，就会出现这种盗贼”。极其辉煌，但到了后来者手中，不仅文采低劣，而且含义也错误。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1963年2月出版的《古典文学理论翻译丛书（五）》收录了吴兴华翻译的休谟的《论品味的标准》。第一段最后两句说：我们常常斥责任何与我们自己的品味和欣赏截然不同的观点为“野蛮”，但转眼间我们发现别人也用同样的贬义词来形容我们。最后，即使是最傲慢、最自信的人也会惊讶地发现，他们在各方面都同样自以为是。面对相互竞争的好恶，他们不再确定自己是对的。原文是： 我们很容易把那些与我们自己的品味和理解相背离的东西称为野蛮：但很快我们就会发现责备的绰号反驳在我们身上。最高的傲慢和自负终于大吃一惊，因为观察到各方都有平等的保证，并且在这样的情感较量中，不顾一切地积极发表有利于自己的言论。对比一下，吴兴华翻译得恰到好处。我们看一下最近的翻译：我们喜欢把那些品味和理解与我们截然不同的人称为“野蛮人”；但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别人的这些指责是对我们自己的报复。最终，即使是最自大、最自信的人，也震惊地发现，在这场情感的较量中，身边的每个人都同样自以为是，认为自己是对的。 （张正平译，《论道德与文学：休谟散文集第二卷》，2011）这位译者似乎没有理解“顾忌”的含义，即“不敢……”，并且混淆了最后一个的含义句子。时代总是在前进，翻译的质量却在退步。重译如果不能改进前人的成就，即使不是同等程度的无知和傲慢，也将是巨大的浪费。 1957年6月，《西语》创刊号发表吴兴华评论戴笠苓翻译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的文章。文章列出了译文中的许多误译以及所依据的版本和所引用的作品中的各种遗漏。 1958年8月，学术风气发生变化。 《西语》第二卷第三期刊登了戴笠岭的书面讲话。他提到：“对于西方经典，曾经有人在版本注释上大做文章，连外国资产阶级教授都不敢认为是自己的结论的东西都被抄袭并广泛宣传。他们认为那些不讲的人对复杂的研究一无所知。

”批评者趁机反击，不指名道姓。同期，该杂志还刊登了王佐良批评他人、批评自己的文章，“这是什么知识？”（注，本文未收录在2016年版《 《王佐良全集》），王佐良在文中说：“在《西语》第一期书评栏目中，吴兴华对《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中译本进行了评论，因为译者没有看到一些英美资产阶级学者验证这个版本该剧的著作遭到嘲笑。吴兴华是右派，他这样做并不奇怪。但他所代表的崇拜西方考据和版本的倾向也存在于其他许多人身上。今天，我们读了《吴兴华全集》第二卷中的《马洛和他的无神论思想》一文，认识到吴兴华确实对《医生悲剧》的作者马洛有深入的研究。吴兴华翻译的《亨利四世》无疑是中国最好的莎士比亚戏剧翻译之一。取得这样的成就除了良好的文笔之外，恐怕还要归功于吴兴华对莎士比亚戏剧的理解。对文学经典的语言、版本以及相关研究进展有充分的了解，考证和版本研究最终是不能被打败的。《亨利四世》，加上《富兰克林散文选》等，这些可以说是体现了中国翻译水平最高的文字，或许能让吴兴华说出“我建造了一座比青铜更坚固的丰碑”（exegi Memorialum aere perennius）这样的话。郑来源：文汇学者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