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秘史翻译者（蒙古秘史词汇选释）
从《蒙古秘史》的重译看翻译原则的普遍性
（拉丁语、法语、德语）
阿拉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内蒙古工业大学
2.8 《秘史》的文学特色
《四库未集书目概要》中有评论说，《秘史》虽有庸俗之言，不加修饰，但有资格考证，不会被读史的人丢弃。
近日，《读书报》报道称，郑振铎于1930年代撰写出版的《图解中国文学史》，是文学史书中首次对这本书进行认真讨论。该书第51章讨论元朝。我写散文的时候，觉得《元朝秘史》或者《蒙古秘史》是最值得关注的白话大作。其天真自然的叙述，比死气沉沉的古文高出不知多少倍！如果我们读几段关于同样事迹的文章，比如《元太祖列传》等，我们立刻就会发现这句朴实无华的白话是多么美丽，它是如何真实地表达出游牧蒙古人的本色的。
《秘史》的语言风格流畅粗犷，叙事结构简单自然，人物夸张恰当。从风格上来说，以散文为主，韵为辅，韵文相结合，诗文兼具，语言和形象具有草原人民独特的魅力。
俄罗斯著名蒙古学者弗拉基米尔索夫曾盛赞《秘史》的语言之美。如果说，在中世纪，没有一个民族像蒙古民族那样引起历史学家的关注，那么也应该指出，没有一个游牧民族像《蒙古秘史》那样保存着如此生动详细的生活描述。 （弗拉基米尔索夫，1980: 16）
2.9 《秘史》的语言
尽管学术界存在不同意见（服部四郎的帕斯巴文字原文说和科津的中国式蒙古文说），但学者目前认为原文是义吾式蒙古文，即古代蒙古文。
综上所述，《秘史》除了上述的历史价值、历史语言价值、文学价值，以及这里未提及的军事价值、民俗价值外，还具有无可比拟的翻译价值。
它迫使我们重新审视翻译研究中许多我们现在认为理所当然的概念。
杨子健（《什么是翻译？》见赵艳春，2005：7）认为，“翻译”应以原文为基础，以译者为中心，追求“忠诚”和“忠诚”。 “对等”的本质属性，力求使译文在跨语言、跨文化交际行为的各个方面都接近原文。笔者也同意上述定义。然而，调查《秘史》的翻译活动后，我们知道，《秘史》的原文不仅已失传，而且原书的作者和成书年份均不详。就连这本书的原名也是后来的。添加。
2.10 《秘史》无与伦比的翻译价值特征
首先，虽然它有很多重要的价值，但从文本的角度和现代的角度来看，它显然不是一部很成熟的作品：虽然荣素和、赵永贤（2000：419）总结得很好，但《秘史》具有精炼生动的文学语言，简洁明快、简洁明快的叙事特点，诗意铿锵有力的抒情风格，以及类似白描的人物描写手法。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正是因为《秘史》的历史和历史。文学的双重性，文学描写带有明显的纪实风格，历史事件则带有浓厚的文学色彩。从结构上来说，因为它具有编年史的基本性质，所以它以简化、简化的方式记录历史事件，没有任何阐述，也没有过多的文学安排；同时，在进行文学描述时，也具有明显的纪实性。学者坦穆巴干总结道，第一，《秘史》虽然采用编年史风格，但明显保留了访谈的特点；
其次，在编撰采访材料并按时间顺序排列时，注重保留原来的风格，但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历史作品编纂的规则。 (2001)伊林热亚说，《秘史》是一群长辈记忆和口述的产物，由比查奇记录、整理和加工。 (1987) 不过，这种简单的白描手法绝不是《秘史》的缺陷，而是其价值的一部分。正如于大均所言，《秘史》虽然在对金征西征的描述中存在一些年代上的错误和史实的混乱，但对于描述蒙古地区本身的历史来说，仍然是一份极其珍贵的史料。 （2001，译者序，第7页）然而，这无形中给译者增加了许多困难。虽然我们不能死板地看待问题，但译者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很难把握整体风格。掌握它的历史性吗？还是文学？历史事实的错误记载是否如实翻译？
其次，文本的动态性：由于《秘史》缺乏同时期史料，加上其悠久的历史和语言的变迁，即使是简单的词汇也可能造成障碍。在一篇题为《小学者讨论》的博客中，对《蒙古秘史》第一段进行了有趣的讨论。可见这部作品还有那么多未解决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译者不可能面面俱到。
举个例子：《秘史》第一句话如下：
汉字注音手稿：Die'ere、Tenggeli、Etuo、Zhaya Atu、Tuotongue、Zhong、Tonguee、Xian、Bortie、China、Azhuwu、Geergai、Yina、Huoe、Maklenle（额尔登泰等，1980）
拉丁音译：de'ere tenggeri-e?e jaya'atu t?re=ksen B?rte_?in a=ju'u gergei in-u Qo'ai_maral a=j'ai。2001）
明代通译：元朝人的祖先生来就是一只苍狼和一只苍鹿。 （于大军2001: 506）
汉译1：天命所生的博尔特中国和他的妻子霍爱马兰乐（于大军，2001: 3）
汉译2：孩子铁切那依天命而生，其妻为怀玛蓝乐（道润提布，1979: 1）
其中，Bortechina和Huoeimalanle分别意指灰狼和白鹿。
法文翻译： (Pelliot)'L'origine de Chinggis-qahan est Borte-Cino ( ((Le Loup. ))) ) (Pelliot 这里有注释) natre, l'spouse 最好的事情关于Qo'ai-maral（（（la Biche fauve）））'（伯希和，1949:121）。
伯希和对苍白的颜色特别做了注释，说它来自拉丁文couleur de ciel（天空的颜色），而天空的颜色是什么？伯希和还特别指出它是crulen，一种带有一点绿色的蓝色。
德文翻译：（Heinesh）苍色是grauer，意思是灰色，怀马冷勒，他翻译为野鹿。
（海尼施，1962）。
英文翻译1：有一只蓝灰色的狼来到了世上，它的命运是天意。
他的妻子是一头小鹿。 （科利夫，1982）
苍色，Kolliff将其翻译为blue-gray，是蓝灰色，而怀马冷乐，他将其翻译为小鹿。
中文翻译2：太初有一只青灰色的狼，它的命运是上天注定的。他的妻子是一头休耕母鹿。 （骆一国，2004）
可见，立名之前，犹豫十个月在所难免。当然，我们现在知道，根据学者的考证，这是两个人名，是成吉思汗第22代祖先的名字。因此，以上两个汉译均为音译。以前的一些翻译采用意译。因此，这里选择音译还是意译意义重大。如果是音译，则意味着译者认为蒙古人是一对名叫博特奇纳（Bortechina）和瓦玛兰勒（Huemalanle）的男女的后裔；如果是意译，则说明译者同意蒙古人的祖先是沧浪白鹿的传说。 《秘史》里还有无数比这更复杂的内容。
第三，《秘史》的语言是十三世纪初的义吾体蒙古文，而其注音文字是十四世纪末的中原北方汉语，这进一步增加了解读的难度。另外，译者是否使用了古代的翻译形式？或者我们应该把它翻译成现代语言吗？汉译本中，道润提布的译本显然是把它翻译成古汉语的尝试，而看到的其他汉译本都是现代汉语。在英文译本中，《考利夫》是用中古英语翻译的，而其他大多数译本都是用现代英语翻译的。正是在这样不同风格的翻译中，我们才能逐渐理解原著，并从翻译的角度尽可能地与原文趋同，使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读者能够逐渐了解原著。更加接近原作。
第四，文本的历时性：这样一部作品，在近八百年后的今天看来，比当时更丰富、更难懂。因此，可以说，当一个文本加入了历时因素后，它就会变得非常复杂。对于译者来说，这不仅仅是一篇文本，更是一段丰富的历史。书中出现了很多关于人物、事件、地理的记载，需要讨论。正如伯希和所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书中事件的叙述包含了大量的专有名词。这些专有名词从来没有出现过，或者即使在其他史料中出现过，也被改变过。 （伯希和，1983: 106）
3 讨论
传统翻译理论在谈到翻译时，总是认为原文是不变的，因此要求译文始终忠实于原文。但我们知道，如果一百个人读《哈姆雷特》，就会有一百个哈姆雷特。王洪银（2005：178）指出，翻译并不是凭空发生的。它必须发生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依赖一定的社会历史潮流和时代演进特征，服务于人类一定民族的物质生产和文明传播。任务。对于翻译如此，对于原著更是如此。这是一部承载整个时代的伟大作品，其内涵是个别译者无法完全体现的。
《秘史》的翻译与《圣经》的翻译有着明显的不同：前者是保密的，而后者是为了相信的；根据奈达的经验，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我们通常可以将习语变成非习语，例如《圣经》中使用的习语heap Coons of fire on his head（他头上堆煤），可以是改变使他羞愧； ……有时候，习语也能成为习语。例如，He has a hard heart（他有一颗坚硬的心）的意思是“他非常勇敢”，翻译成一些印度语言时，可以变成“他的耳朵没有洞”对应的成语。 （谭在熙，207）相反，对于《秘史》来说，需要让译文尽可能体现原作的原汁原味。然而，由于时间的推移、语言的变迁和文化的影响，我们今天甚至知道《秘史》中的许多真实记载，但并不清楚其中的原因。王洪银(2005：111)指出，翻译效果的实现和体验是一个不断发现的过程，因人、因时、因地、因事而异。同时，从作品本身来看，效果并不是一次就能消耗掉的东西，而是有不断发现和发展的空间。因此，众多译者的译文汇集可以为全面结构化原作内容提供可能性。
赵艳春（2005：78）认为，翻译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二律背反的悖论属性。从理论上讲，评论者可以在可译/不可译、对等/不对等、直译/意译、异化/归化等问题上争论不休。正题与反题相互矛盾，但同样正确；在实践中，译者面临着可译与不可译、对等与非对等、直译与意译、异化与归化的困境。这样的争论和矛盾实际上是基于单一的翻译。如果我们放眼更广阔的视野，就会发现重译是经典翻译中的普遍现象。我们意识到，原著有它的年龄，就像一棵参天大树，它越大，它就越茂盛。不同译者的译文共同构成了译文集，从不同角度与原作形成了衔接。原作就像树根深深扎根于土壤，根系盘根错节，而许多译作则像枝繁叶茂、绿叶茂盛。它们看似形状各异，但实际上与树根同源。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同一个译者重新翻译同一个原作的可能性极小，尤其是长篇作品。所以，我们只有通过聆听才能了解原著的真相。因此，可以说，广义的翻译应该是一对多的翻译而不是一对一的翻译。因此，原作本身的重要性或价值最终决定了译文的趋同性。也就是说，原作的价值越高，译者越多，译文就会与原作的内容越相似。只有众多译者的共同努力，才能让我们更加接近原作的真实面目。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根据原作意义的丰富程度来划分不同的文本。例如，科技文献、法律文献等都是具有相对确定含义的文本。那么，翻译只需要有一个权威的文本，那就是可行的，也就是一对一的。但文学作品是意义丰富的作品，有不同意见的空间。期望一部译本成为权威是不现实的。因此就形成了一对多的现象。
这时，忠实或不忠实的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了，因为我们将不再对翻译进行评论。当一对多的时候，多个严肃的翻译共同构成了对原作的忠实。
这样，既保持了翻译原则的严肃性，又避免了个别翻译无法尽善尽美的尴尬。因此，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不能以渠道的好坏来判断成败，而应该以受众是否获得完整的信息来判断是非。
4。结论
在阅读经典译本时，我们总希望看到既忠实又流畅的翻译，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首先，由于经典的复杂性，翻译必然困难重重，错误也在所难免。杨绛说，翻译中的谬误就像猫狗身上的跳蚤，很难捕捉（1994，194）。正如钱文忠2007年4月2日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中所说，玄奘在西域秋池国与高僧木察曲多辩经时，曾问对方：“你有吗？”完全明白了吗？”高僧答道：“都解释清楚了。”但随后的争论证明他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对于译者来说，没有完整的理解，就无法达到翻译的目的。
其次，翻译时，译者常常要在可译与不可译、对等与非对等、直译、异化与归化之间做出选择。每一个选择都意味着放弃另一个或几个选择。这也意味着原意的部分丧失，因为语言作为普遍意义是不完整的，各个语言之间存在如此大的差距，并且各自具有翻译者难以克服的固定特征。因此，任何翻译相对于原文而言，都只能是“片面的”（赵艳春，2005: 79）。因此，对于同一个原作，译本的集合为我们提供了互补的可能性。因此，我们不能完全依靠一种译本来解读原作，而只能通过研究各种译本来构造原作的真实内容。
因此，在翻译经典时，单个译者很难做到完全忠实，但众多译者共同努力，达到忠实的结果是可行的、可以达到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将翻译忠实原则分为宏观要求和微观努力。也就是说，对于每个译者来说，忠实于原作的宏观要求是毋庸置疑的，但就微观努力而言，每个译者的最终选择都有其合理性。种种合理性构成了与原作的衔接。这样，译者就可以避免戴着枷锁跳舞，同时也能展现原作所承载的丰富含义。这应该是由翻译的性质决定的，也证明了忠实原则的普遍性。
（摘自2008年世界翻译大会论文集）